中美技术脱钩背景下的日本有意愿、也有能力成为中国的创新伙伴。中日创新合作将有利于在未来建立一个以东亚为主要舞台的、新型的国际创新分工协作体系
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,美方从政府部门到民间智库,都在积极鼓吹和推动与中国的技术脱钩,意图切断中美高科技行业之间的联系。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如何,美国在高科技行业对中国的打压,都将成为常态。中国一定要做出相应的应对。
从逻辑上来讲,应对技术脱钩,有三种可能的路径。第一条路径,是不参与国际分工,建立完全自主可控,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国家创新体系。但是回顾前三十年,无论是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过程,还是两弹一星的研发历程,都清楚的告诉我们,要发展高科技行业,闭关锁国之路是行不通的。
第二条路径,是强化和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的创新合作,搭建由中国主导的新型技术体系。这是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提出的“一个世界,两种体系”(One world, two systems)的思路在创新领域的延伸。实施的关键是,利用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,充裕的资金,以及旺盛的企业家精神,整合全世界的创新资源,推行中国的技术标准。中国需要变得更加开放,更为积极的推动与世界的合作。
第三条路径,是继续参与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,但是集中力量在少数细分市场形成突破,培育一批隐形冠军,以强化对美国的反制手段。半导体行业的经验清晰的显示,分工高度复杂的高科技行业,没有一点国家可以掌控产业链上的全部环节。中国力争在少数细分环节掌握核心技术,提高技术门槛,将有利于和美国在长期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。
未来中国应对技术脱钩,应该是在路径二和路径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。本文想要强调的是,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,日本对中国而言,都将是一个很重要,绕之不去的国家。
与大多数后发工业国不同,日本高科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,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极低。汤森路透和科睿唯安自2015年起,推出了全世界创新企业百强排行版。这一榜单主要是根据公司的专利情况,包括实际通过审批的专利数量,以及专利的引用等反映技术能力的指标制定的。如表1所示,日本在这个排行榜上和美国平分秋色,远远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。日本企业的专利,绝大多数是独立研发而成,美国技术上的含金量少。与日本企业合作,触及美国实体清单制度25%红线的可能性很低。
还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说明日本高科技行业对美依赖程度之低。众所周知,21世纪以来,日本自然科学类诺奖出现井喷,平均每年有一个得主。无论蓝光LED,锂电池等实用研发技术,还是预测6夸克存在等理论性极强的研究,多数获奖工作,都是日本自己培养的博士生,在日本本土独立完成的。近期日本媒体有报道,日本留美的理工科研究生,只有区区990人,是中国理工类留美研究生数量的百分之一。这一数字可以有多种解读,但是无疑反映了一个情况,即日本在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上,几乎不依靠美国。或许可以说,日本是世界上最不惧怕对美技术脱钩的发达国家。
日本还有培育隐形冠军的丰富经验,可供中国应对技术脱钩时借鉴。2019年爆发的日韩贸易战中,日本政府把韩国从半导体材料出口贸易的白名单上迁出,引发韩国上下激烈反弹。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几乎垄断了半导体上游材料和相关设备领域。比如说日本在光刻胶,光刻胶生产设备,以及掩膜基板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均达到了9成左右,而相关领域的韩国企业的对日进口依存度,则高达93.2%,98.7%和65.5%。可以设想,贸易摩擦的时候,如果中国有这么一批细分市场里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,哪怕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环节,也会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反制。
日本培育隐形冠军,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借鉴。首先,日本企业经常几十年如一日,在传统行业的细分市场里不断钻研,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到高科技的最前沿。比如说,为特斯拉车载电池提供生产设备的日本供应商,原来是做食品包装机起家的;全球唯一有能力加工百万分之一克塑料齿轮的日本企业,最早是做塑料瓶盖的。日本企业把在传统行业里积累的核心技术运用到高科技行业,往往能一举奠定市场地位。
其次,日本的隐形冠军不仅有大企业,还有很多中小企业,很多卡脖子技术就掌握在小企业的手上。科技日报曾举出35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,其中重型燃气轮机,全球只有西门子,GE,意大利安萨尔多公司,还有日本的三菱重工可以供货。三菱的核心供应商,能加工涡轮机组里的核心金属模块的企业,其实是一个只有80多人的小工厂。高压柱塞泵,是装备制造业液压系统的心脏。而柱塞泵里的核心部件,同样主要是由日本奈良一家200多人的小公司供货的。
第三,日本的隐形冠军,很少单打独斗,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加工配套网络支撑其发展。这些网络里的成员,有长达数十年的分工协作关系,经常在一起切磋技术问题,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信任。全球液晶面板用有机EL材料,主要是日本出光兴产供货的,而生产这些材料的设备厂商,仅有28人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企业,它的背后,也有产业集群里数十家的供应商长期为其配套。
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在科技发展上的巨大互补性,也使得日本在应对技术脱钩上,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。
一般而言,中国企业擅长颠覆式创新,而日本企业更擅长连续性创新。中国企业目前领先全球的,主要是网络,人工智能,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及相关的商业模式创新。这些领域技术和市场都在快速变化,液晶电视出来,显像管电视就被淘汰,数码相机出来,光学相机就被淘汰了。商业模式也是极易被颠覆的。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,需要的是好的想法,旺盛的企业家精神,庞大的市场,充裕的资金,以及快速的反应。
相比较而言,日本企业更擅长连续性创新。他们在对提高生产效率或产品性能,精度等起关键作用的化工及电子材料、零部件、精密设备及仪器等上游领域,有很强的竞争优势。这些领域的技术发展一般有强烈的连续性,重要的是长时间坚持,反复试错,在积累大量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突破。
正因为存在这种互补性,所以现在,在传统制造业里有多年积累的日本跨国公司,和中国新兴数字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慢慢的变多。最被广为报道的,是日本汽车巨头本田和中国最有代表性的AI企业商汤科技之间,围绕无人驾驶技术的合作。近期以来,以深圳为中心,日本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的对华合作慢慢的变多(表2)。
在另一方面,慢慢的变多的中国公司认识到整合日本高精尖的加工配套资源,对于掌握硬核技术的重要性。华为对这一点就有清晰的认识,他们和日本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和实验室广泛开展合作,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。2019年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,任正非曾对日本的配套优势有很到位的评论,他以传感器为例,“日本的传感器最强。日本人最善于感受事物,感受事务才能认识事物,认识事物才能理解事物。” 华为2019年预计将从日本采购11000亿日元的零部件。日本因此取代美国,成为华为最大的采购基地。
现阶段,也有很多中国企业,尝试通过并购,从经营不善的日本企业直接获取核心技术。但是目前来看,成功案例不多。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多是家族企业,更为看重事业的存续,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。这种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常常成为阻碍两国企业创新合作的因素。
本文刊于《中国投资》2020年1月号。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欢迎个人分享,媒体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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